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
作者:林宝辉 发布日期:2013-02-07 新闻来源:《浙江检察》 浏览次数: 字号:[ ]

 

一、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社会危害性

讨论破坏村民委员会选举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需要先厘清认定犯罪的标准。刑法随时空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着自己的适用界域,任何一个民主国家,刑法所规制的犯罪均为公民极度不能容忍的行为,其基本特点是该行为或者肆意破坏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或者践踏社会公序良俗或者公共利益,或者损害国家的利益,威胁政权的稳定。总而言之,某个行为之所以被规制为犯罪,本质是因为行为的反社会性即社会危害性。但是并非所有反社会性的行为均为犯罪,只有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才构成犯罪。应当适时变化刑法罪名,实现刑法的自我生长。立法者若要将某类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必须先证明该行为达到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程度,如此才能正当的被刑法立法吸收,纳入刑事立法的内容。而如何证成某种行为已经达到刑法要求的犯罪标准,可参见两位知名学者关于犯罪概念的有代表性的解读。

李斯特在《德国刑法教科书》一书中关于何种行为可以界定为犯罪,从刑法的功能目的角度将犯罪解读为私法领域不能解决的违法行为,即“刑罚的预防功能适用于私法之赔偿功能(强制履行、恢复原状、赔偿损失)所不能及的领域,以限制不法行为。”随后,他采用例举法罗列了哪些行为因为私法无法救济而必须要求国家将其纳入刑法所调整的犯罪内容。“a如在盗窃等犯罪情况下,强制赔偿对于大多数无资产的犯罪人而言是无效的;b如在杀人、性强制等情况下,私法的赔偿是不能对法律的被破坏关系起到平衡的作用;c如果法秩序赋予被侵害的法益以特别高的价值,因此,应以特别坚决的方式对不法侵害者进行责难;d如果不法侵害行为频繁,特定犯罪激增(如假冒伪劣食品、高利贷等),唤醒人们通过严厉的刑罚与之抗衡。”[i],笔者将李斯特关于犯罪的解读归纳为某一历史环境下,私法不能调整的严重危害社会共同利益或秩序价值的行为,其中严重危害性主要体现在违法行为侵犯法益的高价值、行为的频繁性、损害的不可恢复性。李斯特对犯罪的(标准)社会危害性把握不足之处在于只强调私法的调整缺陷,忽略了国家行政公法调整的缺陷问题。

如果说李斯特系从正面的角度解释犯罪的准入标准,那么韩忠谟先生在《刑法原理》一书中关于犯罪的界定则是从反面的角度,他从慎刑的观念出发认为:1、某种不法行为,斟酌情势,如果只要认定为违法,进行社会警告或民事赔偿即可达镇压效果,不宜适用刑事制裁;2、某种行为应受公力制裁,因情势所必须,如果只要通过行政法规上各项秩序罚、惩戒罚、强制罚即可适当处置的,不宜认为刑事责任;3、其他不法行为依据犯罪自然犯和行政犯的区分,行政犯为行政便宜而创设犯罪,应当注意行政政策的变化审慎用之,自然犯属当然犯罪。[ii]笔者将韩忠谟先生对犯罪的界定概括为刑法的补充保障功能,当其他法律不能约束某类行为发生时,刑法才从后台走向前台对该行为进行规制。

对于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掌握,李斯特的功能目的理论给我们的启发是设置犯罪是为了更好的预防犯罪,故而把某类行为规定为犯罪必须是在该行为对公民、社会、国家利益的损害已达到不可控制的程度,需要通过强制性的刑法介入以防止同种行为的发生情况下。而韩忠谟先生从刑法补充性功能出发,认为将某行为纳入刑法调整范围的基本标准是民事行政法律对该违法行为已经失去了有效的约束力,这类行为才能归之为犯罪。另外,考虑到犯罪具有一定的地域性、时代性特点,我们还需从法益保护的角度,将社会基本价值如道德、伦理、公众利益等归为评价社会危害的法益要素。结合上述两位学者的犯罪观点,笔者将犯罪社会危害性的标准认定归为以下几个方面:1、违法行为侵犯法益的严重性,即违法行为系对国家基本民主政治制度、社会公众利益如社会公序良俗、伦理道德的严重侵害,另外包括对公民人身财产权益的不可恢复性破坏。2、违法行为具有频繁高发性,公众对刑罚适用具有高期待性。3、对于违法行为动用非刑法规则充分干预并不能有效预防该类行为的发生。

考虑到上述对标准的讨论仍停留在抽象的概括性的描述上,只是辨明刑法规制某类行为为犯罪的技术性方法,要真正识别犯罪的社会危害性,需要进行具体分析。因而,讨论是否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的行为纳入犯罪范畴,所要做的不是简单的概念性演绎,而是要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下,立足普通人的公正观念客观地考察这一具体违法行为社会危害程度是否已经达到了不得不用刑法进行规制的程度。

首先,当前贿选已经严重破坏村委会选举的正当性,侵犯的法益具有极高价值。笔者根据2011年浙江省永嘉县第八届村委会选举的情况分析[iii],被调查的村民凡是竞选村长主任的无不以请客吃饭、送烟送钱的方式进行贿选,某些人甚至以暴力或暴力威胁方式让竞争者退出选举。此时,贿选所侵害的是基层农民的村民自治权,是一种基层的民主权利,其所侵犯的法益关系到我国九亿多农民的切身利益。另外,贿选不仅仅侵犯农民的宪法性权利,而且影响了国家社会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在“乡政村治”行政模式之下,农村虽然只是自治性组织却承担着较多的国家政治任务,因而,村委会选举被破坏直接对国家政权稳定和社会安定产生危害,将其列入刑法调整范围系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侵犯的法益具有极高的价值,此种行为高度频发亟需要严厉的刑罚手段予以介入。其次,因为其他法律强制性手段对当前破坏农村选举行为已失去约束力,刑法迫切需要介入。当前对农村选举的规制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对破坏选举行为的处罚局限于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二百五十六条对破坏选举的行为,仅规定选举无效的结果。这样的处罚手段,面对沿海发达城市近郊农村候选人花费几十万、上百万贿选的情形,处罚的力度已无法达到预防贿选的效果。仅仅几百元的罚款或者拘留几天的处罚,违法成本极度低廉,低成本违法加剧了破坏选举行为的发生。因而,将破坏农村选举行为纳入刑法犯罪的内容是社会所需、形势所迫。

二、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应纳入破坏选举罪

(一)破坏村委会选举行为与破坏选举罪法益保护具有等同性

破坏村委会选举系对村民自治这一宪法制度的破坏,村民自治背后的利益是村民基本的民主权利。如于建嵘教授所述,“在中国历史上,乡村政治的基本单元是家庭,个人不是政治关系的权利主体,而当今中国乡村实行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基本精神是以个体为主体,村民以‘个人’这一身份进入乡村政治领域的。这种从家庭到个人的转变,体现的不只是一种政治单元的转变,更多是对个人民主权利的承认。”[iv]《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将村民委员会界定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并要求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民主权利无疑是村民自治赖以存在的基础。因而,当村民选举成为我国推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一部分时,村民拥有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权,毫无疑问的成为了村民民主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笔者认为村民自治的选举权即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提出质疑,认为农村并非属于国家政治的范围,村民委员会不是政治组织,因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权利不等同于宪法意义上的选举权,不属于基本的政治权利。笔者认为这种认识的误区在于只关注了政治组织的形式结构,而没有看到政治组织的功能目的。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如果村民连自身农村事务都不能当家作主,谈何对国家的当家作主。另外,从村民委员会的功能出发,根据《宪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设人民调解、治安保卫、公共卫生等委员会,办理本居住地区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并且向人民政府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如此,村民委员会的功能远远高于仅仅对农村集体事务的自治,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权进行社会治理的基层延伸。因而,从村委会履行的职责内容来看,它不是与国家分立的一种自治性组织,更多的是国家基层政权的组成部分。所以,在村委会积极履行着国家职能的情况下,将村民选举权利界定为基本的政治权利具有了事实上的依据。

破坏选举罪所保护的法益内容是公民的选举权利和国家的选举制度,这里的选举权利是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国家机关领导人员的权利。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选举制度是政治组织合法性的法律来源。而选举人大代表和国家领导人其实质是公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国家管理的方式,而先前的论述中我们已经论及了村委会选举从其目的而言亦为村民参与国家社会管理的一种途径,因此,在法益内容上,村委会民主选举权与人大选举权实质上具有相同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舍小取大,排斥对村民自治中民主选举的刑法保护。没有基层民主的政治民主就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基础。因而,如果要切实保护公民的选举权就有必要将破坏村委会选举纳入破坏选举罪范畴。

(二)破坏村委会选举纳入破坏选举罪的具体设想

解决了破坏村委会选举罪纳入破坏选举罪的正当性问题,这只是刑法理论方面的分析,在具体层面上,还必须解决法律规范问题。笔者认为无论何种民主选举制度,其程序设计应当具有高度相似性以保证选举的公正性。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的罪责构成要件,完全可以参考破坏选举罪的犯罪构成设计。如《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规定,破坏选举行为包括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票、虚报选举票数等不正当手段,妨害村民行使选举权、被选举权的行为。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第10章对破坏选举行为规定为:(1)用暴力、威胁、欺骗、贿赂等非法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2)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或者有其他违法行为的。以上内容显示,两种破坏选举的行为构成基本一致,因而破坏村委会选举的刑法规制完全可以参考破坏选举罪。另外,对立案管辖和立案标准,作为同属于侵害民主权利犯罪的破坏村委会选举罪,可以参考适用1999916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如此,笔者建议在刑法第二百五十六条破坏选举罪中增加“破坏村委会(居委会)选举”的有关内容,条文可修改为“在选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家机关领导人员和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法律规定的选举过程中,以暴力、威胁、欺骗、贿赂、伪造选举文件、虚报选举票数等手段破坏选举或者妨害选民和代表自由行使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i] 【德】李斯特:《德国刑法教科书》,徐久生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70171页。

[ii] 韩忠谟:《刑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74页。

[iii] 林长汉、林宝辉:《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违法犯罪情况的调查和思考》,载《浙江检察》201110月。

[iv] 于建嵘:《抗争性政治:中国政治社会学基本问题》,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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